喝到百年老普洱茶的經歷固然值得書寫記錄,留待后人羨慕不已,而更為深入的了解和對照則可以幫助我們還原關于歷史上普洱茶的更多細節(jié),能夠透過這些文字,也因此能夠“看見”宮廷普洱茶的遺影。
今天,讓往事繼續(xù),雖然我們接觸到故宮舊藏的機會幾乎沒有了,但是還可以讓我們讀出一些趣味、唏噓和回味吧。
唐魯孫的文章登出不久,在1974年,臺灣《聯(lián)合報》副刊發(fā)表了一個老兵叫王壯為的寫的文章《喝古怪茶》。文中說:“前(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數(shù)年前即已屆齡退休的莊尚嚴先生,字慕陵,熟人都稱他莊慕老,是一位好事好古的先生。他家‘洞天山堂’藏有或者是世界上最古的茶——普洱茶膏,其來歷夠得上‘不凡’二字。原來莊慕老早年自北大畢業(yè)以后便入當時剛剛成立不久的故宮博物院服務。博物院成立之初,并不穩(wěn)定,因為當時的政局也是動蕩不定的。有時候政府財政拮據(jù),欠公務員的薪水若干月,故宮博物院也常常鬧經費困難,所以曾有出售清宮倉庫舊存無關藝術古物物品之舉。據(jù)莊慕老說,當時出售的東西有皮貨、綢緞、藥材、茶、酒等。前三種他沒大興趣,后兩種對之很有興趣,據(jù)說不止中國酒,還有許多外國酒。這些酒實在很誘惑人,不過很可惜沒有聽到進一步的詳細敘述。
關于茶大部份是普洱茶。普洱茶都是做成一大團而中間凹下,有如一個扁的石臼,(宋時所謂團者是也)大致五斤一個還有更重的。唐先生所說大藏書家傅沅叔所飲用的核桃似的一塊,便是從大團撬剩下的一部份。唐先生又說傅藏之普洱?!扔泻M氪笮 ?,也正是五斤左右的樣子。莊慕老當時買了一盒茶膏,其后南北播遷,入黔入川,渡海來臺,都隨身攜帶,并不時遇到有痰氣的人(這里的痰氣指的是有特殊的癖好)拿出一塊煮來大家欣賞。但到現(xiàn)在,完整的只存有一餅,成為‘洞天山堂’的一寶,并在黃錦盒內題字說收藏此物已經五六十年了。因為這種古茶最晚也是乾隆時代的東西,距今少也有兩百年,應當算是一種古物標本,故有詳述的必要。錦盒附有木板刻印的黃綾仿單(也就是說明書),內容說:‘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腹?jié)q受寒,姜湯發(fā)散出汗即愈??谄坪眍嬍軣崽弁矗梦宸粥呖谶^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搽研敷之即愈’。照他說的是內服、口含、外敷皆可,真是全能。
茶膏本身作委角(委角是明清家具中常用的一種小斜邊角)方形餅狀,大不過寸許,厚不及二分。面上花紋,中間壽字,四蝠繞之,色黝黑。如果不說明,雖然是博物專家,敢說絕對叫不出它的名字來。
我第一次喝這茶的地方也很有意思。是在江兆申兄(現(xiàn)任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家里。他住在外雙溪故宮宿舍最后一排靠山腳處,出后門便須登山,他的廚房兩面是石壁,也可以說把山巖置之廚內,真妙得很,我便是在這種環(huán)境里喝這種古茶的。
普洱茶本來要緩火煮,這種茶膏似乎用開水沖便可以,但慕老還是用一陶銚在炭火上煮了幾滾。斟入杯中,色如血魄(琥珀之色更深者),味道和一般幾十年的普洱相近,而更加醇遠。捧著茶甌啜這種茶可以產生一種將人帶到古遠的境界,這是喝別種茶所沒有的。普洱本是屬于濃釅的一種,而這種茶望之濃重而意味澹永。我記得司空圖詩品中有兩句話:‘神出古異,淡不可收’,最適合于形容這種茶品了?!?/p>
這位作者王壯為是一個遠征軍的老兵,去過緬甸,喝過克欽人制作的竹筒茶,喝過海南島的苦丁茶煮棋楠,也喝過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茶。從他與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書畫處長關系的描寫看,他應該也是很有地位,見多識廣的吧。根據(jù)王壯為的文章,唐魯孫喝的那個茶焦,應該是清代的5斤重團茶,也就是進貢故宮的普洱茶大茶,或者叫金瓜貢茶。
用現(xiàn)代的公斤換算,剛做好時,這個茶應該重3公斤。當時,每年進貢給皇帝的普洱茶約六七百舊斤,也就是相當于四百公斤左右;同時,每年進貢時云南方面還搭車給清廷六部和其他滿漢官員帶去比貢茶大約多一倍的茶,用來疏通關系。這些茶和皇帝賞賜給官員的茶就流傳在高官、文人士大夫中間了。
茶膏的擁有者莊先生很誠實地在茶盒上寫,這個茶膏在他手上已經有五六十年了,但他把這個茶膏寫成乾隆朝的,應該用的是虛擬語氣,也就是說,可能是乾隆朝的,大約有兩百年吧。因為早期的云南貢單上,似乎并沒有茶膏,到底是哪年的茶膏還是需要考證的吧。
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發(fā)現(xiàn),喝老普洱,尤其是與宮廷有關的老普洱,一直是清代達官貴人、文人玩家的一種極致追求,持續(xù)時間已經很長了,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魯迅的兒子手里會保有一盒故宮茶膏,并且魯迅會把它當傳家寶一樣傳給他的緣由吧。畢竟,那是魯迅當年在故宮整理檔案時的一點意外的收獲吧。
時間荏苒,今天我們去香港,我們會在早茶、私人茶會中喝到各種老茶和類似老茶的茶品,時間對普洱茶的雕塑和改造,被他們普及到了大眾生活之中,而這種嗜好也悄悄傳入內地,成了部分社會成功人士的日常飲品。
40多年前,臺灣作家談他們喝到的老茶
作者丨楊凱
原文刊載《普洱》雜志2019年1月刊